雨夜花

在「聲經絡」展覽中，藝術家鄧兆旻的作品《這麼多年過去，》談的是台灣最長壽的流行歌曲〈雨夜花〉的生命歷程。在藝術家的敍事下，這首歌流傳的路徑與時間成為可視的物件。對於〈雨夜花〉為何會流行這麼長的時間，在鄧兆旻的詮釋中，「人們傳唱」是這首歌得以存活至今的主要能量來源。這裡，我們可以從另一個方面切入思考這個問題。〈雨夜花〉一開始之所以能夠被那麼多人聆聽，有很大部份是因為它是台灣最早一批完全針對以唱片形式發表而生產的「流行歌曲」。就本質上來講，我們可以說所謂的「流行歌曲」，就是在二十世紀初那些聲音機器──麥克風、留聲機、收音機──被發明並商品化之後，應運而生的樂種，它不止是一種音樂形式，甚至可說是一種音樂生產的新範式。這些因新科技物的問世而創造出的音樂，在二十世紀的音樂史中屢見不鮮，像電吉他創造了搖滾樂、電子鼓機創造了科技舞曲等等。

在繼續討論「聲響機器」這個概念之前，我們必須釐清問題意識：除了促成音樂的新風格和新範式之外，「聲響機器」之於我們，又有什麼需要關心的理由？我們可以從最早發明的電子聲音機器：廣播系統作為思考的出發點。音訊廣播發明於1906年，全球第一個商業廣播電台在1919年在海牙成立，十多年後，未來主義者在1933年發表的《廣播宣言》（La Radia）裡，描述廣播為擁有無限潛力的媒介，足以終結其他一切傳統藝術形式。換句話說，廣播那種可以穿透空間的聲音傳播能力，在藝術家的眼中也是擁有無限可能的創作工具──它為藝術的傳統與現代劃下了一道分界。另一方面，同樣在1933年，VE-301上市，那是在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命令下所開發的「人民收音機」（Volksempfänger），價格低廉，一般工人都買得起。其實商用廣播系統在當時早已在美國與歐洲多處運行，但戈培爾才是最早發現它在政治宣傳上的潛能並將其發揮到極致的人，因為在他看來，即使是最大型的集會，能夠聽到希特勒演講的觀眾最多也就是數萬人。收音機一旦普及並擴散到全德國人的家庭，全體的意志就輕易地統一在一個人的意志之下。

我們可以在〈雨夜花〉的身世裡看到這類使用聲音機器作為凝聚群眾的感情與收編知覺的工具的例子。這首歌誕生於1934年，在當時即是喚起台灣本土意識的歌曲，但經過改編後，於1938年搖身一變成為為皇軍服務的徵兵歌曲〈榮譽的軍夫〉。也就是說，在現代聲響文化裡，從發聲到聆聽這段過程，中間不只是電波、機器，或是唱片、卡帶這些聲波儲存設備，更包括了無形的權力和政治在裡面運作，包括禁制和推動某種聲音的力量。聲音可以傳播訊息，更能夠承載與塑造感情，因此，聲響機器自然會成為各方權力所爭奪的工具和武器。

循此思路，我們應該如何為「聲響機器」定出討論框架？首先，這個「機器」應該要是能夠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去傳遞聲響之「物」。第二，其概念不只是探討科技物，還包括因這些聲響科技物而生的運作制度、機構乃至於法規及生產系統，例如有了唱片，就有製作生產的唱片公司、販賣行銷的唱片行，一直到管理著作權的法律、機構等「聲音產業系統」。在這個定義之下，我們可以試著從台灣的現代聲響文化歷史中去扒梳它的發展過程，考察聲響機器在台灣的歷史，並理解這中間經過了什麼變革，又被什麼樣的權力爭奪。在展覽中，我們呈現了一張年表：「台灣聲響機演進史」（The Evolution of Sound Apparatus in Taiwan），除了重要的政治局勢及事件時間節點提示之外，這份年表主要從三個脈絡去接近聲響機器的樣貌。